近来，伴随着人民币即将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国内外关于SDR的讨论日渐升温。在评估人民币“入篮”的影响、意义并确定下一步改革举措之前，有必要了解SDR的相关背景知识。  

　　SDR的前身：超主权货币“尤尼塔”  

　　国际上对于超主权货币的讨论由来已久。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国际货币体系一片混乱。为此，英美等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就开始筹划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特别是讨论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时任美国助理财长怀特和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其内容都包括建立全球统一的超主权货币。怀特建议由各国缴纳资金来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国的投票权取决于各国缴纳份额的多少。同时各国货币通过一种叫“尤尼塔（Unitas）”的计价单位与美元间接挂钩，从而稳定汇率。凯恩斯则提出了更具雄心、也更加激进的改革方案，方案的核心就是超主权货币“班柯（Bancor）”。凯恩斯建议成立一个称为“国际清算联盟”的世界性中央银行，由其发行班柯，班柯的价值与黄金挂钩，但不可兑换。所有的国际交易都要用班柯计价和清算，各国也要通过班柯存款账户来清算相应的官方债权债务。  

　　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镇召开的联合国货币与金融大会通过了以怀特方案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而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同时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其职能是推动国际货币合作，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避免竞争性贬值，并在必要时向国际收支出现困难的国家提供帮助。该体系后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体系在建立之初就存在国际储备资产不足的内在缺陷，并产生了“特里芬难题”。  

　　SDR应运而生  

　　为解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各国开始考虑创造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资产，以应对全球储备资产不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SDR应运而生，凯恩斯的班柯设想再度具有了现实意义。

　　1967年夏天，IMF执董会起草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大纲》。同年秋天，在IMF与世界银行的联合年会上，各成员国就SDR的货币单位及使用程序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讨论。1968年5月，IMF完成了对《基金组织协定》的第一次修订，补充了有关SDR分配、使用和取消等的相关条款。修订后的《基金组织协定》自1969年7月28日开始生效，SDR正式创立。  

　　根据《基金组织协定》规定，SDR是一种补充性储备资产，与黄金、外汇等其他储备资产一起构成国际储备。顾名思义，SDR是一种提款权，即在一定条件下持有者可用它提取基金组织指定成员国的可自由使用货币。目前，可自由使用货币与SDR篮子货币实际上是等价的。最初SDR的价值被确定为1SDR等于0.888671克黄金，这也是当时布雷顿森林体系下1美元的黄金含量。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对黄金贬值，但SDR继续维持对黄金的名义价格。  

　　SDR迎来首个新增币种：人民币  

　　SDR在1969年创立之后经过了多轮调整。  

　　IMF最初选择了16个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超过1%的成员国的货币组成货币篮子。到1981年，SDR货币篮子简化为只包含美元、英镑、日元、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5种当时的主要储备货币。1999年欧元诞生后，欧元取代了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篮子货币由5种缩减为4种。  

　　近年来，随着中国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张以及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程度的提高，经审查，IMF决定从2016年10月1日起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人民币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新增的SDR篮子货币。人民币入篮后，SDR货币篮子将包括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和英镑5种货币，其权重将分别为41.73%、30.9%、10.92%、8.33%和8.09%。  

　　随着SDR货币篮子的变化，确定SDR利率的方法也发生了相应变化。最初SDR的利率被固定在1.5%的较低水平。1974年，SDR的价值改由一篮子货币决定后，SDR的利率被确定为美、英、日、法、德5国短期金融工具的市场利率的加权平均数的一半，SDR的利率开始向市场利率看齐。1981年SDR货币篮子简化后，SDR利率也改为这5种货币的短期工具的市场利率的加权平均数，而不再减半，利率调整频率也由原来的半年一次改为每周一次，以更适应市场利率的变化。随后SDR利率的确定方法趋于固定，其价值随篮子货币种类的变动而变动。  

　　强化SDR使用  构建超主权储备货币体系  

　　SDR目前仅在官方部门使用，其功能主要有三种，即价值储藏、记账单位和支付手段。SDR发挥上述功能的基础是SDR可以被方便地交易。目前，SDR交易可以通过指定交易和协议交易两种方式进行。  

　　SDR的价值储藏功能主要反映在它的价值相对稳定，可以作为储备资产被各国持有，具有杜绝多种储备货币体系的弊端、简化国际货币兑换过程等优点。  

　　可以说，作为储备资产的SDR主要是通过IMF分配的形式而创造出来的。SDR的分配分为普遍分配和特殊分配。所谓普遍分配就是根据各成员国在IMF中的份额按比例向所有成员国的分配，特殊分配则被用于解决个别成员国因为后加入IMF而没有参加以前的SDR分配等问题。截至目前，IMF已进行过三次SDR分配。第一次是1970年至1972年，其时SDR刚刚诞生，IMF向当时的112个成员国分配了93亿SDR。第二次是1978年至1981年，IMF认为当时国际贸易增速较快，需相应增加储备，因此又分配了121亿SDR。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需要大量资金应对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发达国家对SDR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认为有必要通过进行SDR分配为各国补充外汇储备，增加全球流动性，稳定市场信心。在2009年4月G20伦敦峰会的呼吁下，各国就再次进行SDR分配迅速达成共识，IMF于当年8月进行了第三次SDR普遍分配，分配了2500亿美元的SDR（1612亿SDR），并于同年9月进行了一次额度为215亿SDR的特殊分配，将全球SDR总量提高至2041亿SDR。此次分配是危机救助的重要手段之一，发挥了SDR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中的积极作用。  

　　除作为储备资产外，SDR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是充当记账单位。使用SDR作为记账单位的优势在于，SDR货币篮子比单一货币更为稳定。事实上，很多国际金融机构已经使用SDR作为记账单位，比如国际清算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伊斯兰开发银行等。IMF也向各国提供以SDR标价的贷款。  

　　此外，SDR还可作为一种支付手段。各国向IMF缴纳份额、向IMF还款以及IMF向成员国支付利息均可以使用SDR支付。  

　　进一步扩大SDR使用 　助力全球金融稳定  

　　虽然SDR具有价值储藏、记账单位和支付手段等诸多功能，交易也较为便利，但从创立之初至今，SDR并未被广泛使用。SDR占国际储备的比例持续下降，从1972年的最高达6%下降到2015年底的不到2.5%。这其中既有外界环境的原因，也有SDR本身的问题。  

　　SDR创设后不久，国际货币体系就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美元与黄金的脱钩，美元的供给不再受限，储备资产荒的问题也就不复存在，国际社会对SDR的需求有所下降。同一时期,国际上还讨论过建立“替代账户”等机制，探讨将各国的美元外汇储备有序地转化为SDR，扩大SDR使用，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然而，由于各方始终无法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设立“替代账户”的动议在经历了一波三折后无果而终。此外，由于担心SDR的大量分配和使用会对美元和欧洲货币的地位构成威胁，欧美等国对于SDR的分配并不热衷，并推动IMF出台了一些限制性规定。20世纪80年代后，全球经济和国际货币体系进入相对平稳发展的时期，国际上对于国际货币体系和SDR作用的讨论也不再活跃。  

　　当然SDR本身也存在设计缺陷。最初订立的条款就规定SDR的使用仅限于官方部门，SDR不能直接用于对外支付，需兑换成可自由使用货币后才能用于支付。初始的SDR货币篮子包含16种货币，币种过多，价值计算复杂，操作性差，这也从一开始就阻碍了SDR的广泛使用。  

　　总而言之，尽管SDR本身具有多种功能，但由于其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等种种限制，SDR的作用一直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再度引发了人们对国际货币体系和SDR作用的关注。今年中国接任G20主席国后，也将扩大SDR的使用纳入了G20议程。随着杭州峰会达成了关于SDR的相关共识以及人民币的正式“入篮”，未来SDR有望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